然而，如今去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手机组装厂参观，显而易见为什么这条路慢慢的变难走。一排排工人不再将零件焊接到主板上，因为微电路已经精细到无法用肉眼识别。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机器，由熟练工人操作，而非熟练工人主要负责在机器之间搬运零件或保持工厂清洁。这些工作也将很快实现自动化。一排排工人缝制衣服或鞋子的工厂也慢慢变得少。

  过去，发展中国家稳步转向更复杂的制造业，将技术上的含金量较低的制造业留给刚刚走上出口导向型制造业道路的较贫穷国家。

  低技能的中国工人正在与孟加拉国的同行竞争纺织品生产，而中国的博士们则在电动汽车领域与德国同行竞争。

  无论美国总统当选人唐纳德·特朗普是否发起新的贸易战，对于较贫穷的国家而言，通过制造业出口攀登全球价值链并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已经变得困难重重。如果现在保护主义加剧的威胁促使他们更加关注服务业，那再好不过了。

  随着中欧日等国对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可能引发的贸易战越来越担忧，人们也应该为发展中国家考虑一下。这些国家为摆脱农业，实现中等收入水平，采取了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即发展低技能、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那么，这些国家现在会怎么样应对呢？

  他们的前景可能比预期的要好，特别是如果他们选择其他发展道路的话。过去，穷国通过制造业出口发展，因为外国需求使他们的生产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规模经济，而且因为农业生产力低下意味着即使工资低，低技能工人也可以被工厂工作所吸引。规模和低劳动力成本的结合使这些国家的产出在全球具有竞争力，尽管他们的工人相对生产力较低。

  随着企业从出口中获利，他们投资购买更好的设备，以提高工人的生产力。随着工资上涨，工人可以负担得起自己和孩子的更好的教育和医疗保健。企业也缴纳了更多的税款，使政府能够投资改善基础设施和服务。企业现在可以生产更复杂、附加值更高的产品，从而形成良性循环。这解释了为什么中国能在短短四十年间从组装零部件发展到生产世界领先的电动汽车。

  然而，如今去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手机组装厂参观，显而易见为什么这条路慢慢的变难走。一排排工人不再将零件焊接到主板上，因为微电路已经精细到无法用肉眼识别。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机器，由熟练工人操作，而非熟练工人主要负责在机器之间搬运零件或保持工厂清洁。这些工作也将很快实现自动化。一排排工人缝制衣服或鞋子的工厂也慢慢变得少。

  发展中国家的自动化具有多种影响。首先，现在制造业每单位产出雇佣的人数更少，尤其是非熟练工人。过去，发展中国家稳步转向更复杂的制造业，将技术上的含金量较低的制造业留给刚刚走上出口导向型制造业道路的较贫穷国家。但现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有足够的剩余劳动力来从事各种制造业。低技能的中国工人正在与孟加拉国的同行竞争纺织品生产，而中国的博士们则在电动汽车领域与德国同行竞争。

  此外，鉴于劳动力在制造业中的重要性慢慢地下降，工业化国家开始相信他们能够恢复自己在该领域的竞争力。他们已有能够操作机器的技术工人，因此他们正在提高保护主义壁垒，以将生产重新转移回本国。当然，主要的政治动机是为受过高中教育的留守工人创造更多高薪工作，但自动化使得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

  总体而言，自动化、来自中国等老牌企业的持续竞争以及新出现的保护主义等因素，已经使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穷国更难通过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实现增长。因此，虽然贸易战将损害这些国家的商品出口，但不会像过去那样令人担忧。如果贸易战迫使发展中国家更努力地寻找替代路径，甚至有可能带来一线希望。

  这条道路可以由高技能的服务出口铺就。2023年，全球服务贸易实际（通货膨胀调整后）增长5%，而商品贸易则萎缩了1.2%。新冠疫情期间，技术的进步使远程办公成为可能，商业惯例和礼仪的改变也使得面对面交流的需求降至最低。因此，跨国公司可以而且确实从任何地方为客户提供服务。在印度，从摩根大通到高通的跨国公司都在招聘有才华的毕业生，为全球能力中心（GCC）配备人员。在这些中心，工程师、建筑师、顾问和律师们负责设计、合同、内容和软件，这一些内容嵌入在全球销售的制成品和服务中。

  鉴于与发达国家之间的高工资差异，每个发展中国家都有一小群技术非常精湛的精英，他们能够出口技术型服务并从中获利。会英语（或法语或西班牙语）的工人可能特别有优势，即使只有少数人具备这些能力，这类工作也比低技能制造组装创造更多的国内价值，从而为国家外汇收入做出巨大贡献。

  此外，每个高薪服务人员通过个人的消费，可以创造当地就业机会。随着出租车司机、水管工和服务员等技能要求不高的服务人员找到稳定的工作，他们不仅仅可以满足精英阶层的消费需求，还能满足彼此的需求。高技能服务出口只是更广泛就业增长和城市化的前沿。

  然而，所有就业增长都需要提高国家劳动力储备的质量。一些“最后一英里”的培训与升级可以很快完成；只要工程专业的毕业生具备其领域的基本知识，他们就可接受潜在跨国雇主所需的先进设计软件培训。但从中期来看，大多数国家需要在营养、健康和教育方面投入大量资金，以增加其人力资本。

  幸运的是，这些投资也可以创造就业机会。有了正确的、适合发展的政策，政府可以大幅度提高全民的学习和健康水平。这可能意味着雇用更多受过高中教育的母亲从事日托工作，帮助孩子们从小就学习基本的识字和算术；或者培训更多的“赤脚”医生，让他们可以识别基本疾病、开药方，或在必要时转诊给合格的医生。

  发展中国家无需放弃制造业，但必须探索其他发展途径。它们不应通过产业政策来扶持某个行业，而应投资于对所有工作都至关重要的技能。

  服务业尤其值得探索，因为发达经济体不太可能针对服务业设置保护主义壁垒。欧盟、美国和英国作为2023年世界最大的服务业出口国，在这一领域的贸易战中损失惨重。如果全球服务竞争影响到他们自己的劳动力，那么医生、律师、银行家、顾问和其他高收入专业技术人员将受到最强烈的影响，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发达国家的这些服务的消费者将从中受益，甚至有可能减少国内收入不平等。这些结果本身就很值得。

  拉古拉姆·G·拉詹曾任印度储备银行行长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现任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金融学教授，并与罗希特·兰巴合著了《打破常规：印度通往繁荣的不寻常之路》（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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